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买年货、贴春联、送年礼……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人们对家浓浓眷恋的承载，也是年度消费旺季。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传统购物需求与有利购物环境相遇，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年货经济”呈现出哪些新亮点、新趋势？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餐饮行业迎复苏“拐点”，多地发放消费券激发城市“烟火气”
“过去一年大家都挺辛苦，今年不少人选择回家过年，就想着赶紧一块聚一聚。”1月17日中午，陈先生和同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用餐，尽管排队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用餐还是很尽兴。
堂食排队等位景象重现，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近期各地餐饮业已迎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许多店家加紧备货补充人手，迎接春节假期的新一轮消费复苏。
“目前餐厅的年夜饭预订情况非常火爆，包房早就订满了！”1月18日，深圳天瑞轩粤菜餐厅大堂经理陈先生介绍，市民一般会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预订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轮用餐时间从15时30分到18时，间隔半小时后开始迎接第二轮客人。
“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北京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说。“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加速恢复的同时线上订单也有较快的增长。”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前后能达到这三年来最好的状态。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了解到，针对当前消费逐渐回暖、消费信心逐渐恢复等特点，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费”促消费活动，力求以节兴商、以节聚势、以节兴市，促进商贸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同时，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等社会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行业广泛开展打折让利、优惠叠加、满额递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1月17日，广州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其中不乏“满1001减1000”“满101减100”等大额券；1月14日，北京经开区首轮10万张新春消费券上线仅1分15秒就被一扫而光，22分钟后就产生了第一笔核销订单；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正式启动发放，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消费券类型，总计发放1.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时尚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金额之大、平台之广、种类之多，为历年春节罕见。
“在限定的时间消费，可令消费券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令消费市场升温。”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给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掌握消费大数据，及时了解大众的消费偏好、消费特点，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难点、痛点，为下一步的纾困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多地商务部门既往数据显示，消费券拉动消费效果明显。去年6月至12月，湖北省先后投入12.59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金额50.46亿元。据天津市商务局测算，本轮投放的1.15亿元消费券，叠加企业、平台打折让利和补贴，预计拉动消费33亿元以上。
“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新宠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实施、返乡人员增多，今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发力点，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从梅菜扣肉、四喜丸子等传统年菜到胡椒猪肚鸡、花椒鸡等养生菜品，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年夜饭新选择。
腊月二十三，在江苏淮安工作的王强踏上归途，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汽车后备厢准备了满满的预制菜年礼。他告诉记者，“饭店年夜饭爆满，预订排单要提前半个月，今年迟了没订上。我干脆把淮扬美味搬回家，也可以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我们开发的国宴、家宴系列产品，符合中国春节的团圆需求，特别是‘淮扬一品’‘佛跳墙’产品，因味美、料鲜、品好、安全，深受顾客喜爱。”据百斯特公司董事长王强众介绍，预制菜主打美味便捷，科学的食材搭配、先进的锁鲜工艺让年夜饭变得更加美味、简单，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温馨交谈。
《2023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电商的年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预订高峰，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在已上线超过4000款年夜饭预制菜中，销量前五依次为：年年有鱼锦鲤造型八宝饭、川味年夜饭家宴套装、佛跳墙海参鲍鱼花胶盆菜、猪肚鸡煲汤半成品、胶东花饽饽兔年礼盒。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介绍。
“目前，年轻群体掌握了家庭消费大权并成为年夜饭的消费主力，80、90后追求效率、对厨艺缺乏自信等特点也愈发明显。”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春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纪委监委第十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全区配餐企业、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开展预制菜品安全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涉检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对预制菜从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包装、检验、存储条件、销售等环节进行系统性检测。
“我们把缺斤少两、包装损坏、食品过期等问题作为重点检查方向，对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的预制菜品进行了现场抽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确保大家过安全年、幸福年。”该纪检监察组组长郭荣亮说。
年宵花走俏，年货热销，消费升级装点新年味
“最近花市热闹得很，我和我爹都快忙不过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颜色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也被列入不少人家的年货清单。像这个‘好运来’就很受欢迎，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春节前夕，云南昆明斗南花市人头攒动，一位摊主指着面前的鲜花热情介绍着。
春节近、年味浓，到斗南花市购买鲜花、盆花，为家里增添盎然春意和年味儿也成了春城人过年前的重要“仪式”。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类水仙、红色系花卉和兰花系花卉备受消费者青睐，寓意花开富贵、吉庆祥和。
全国每10枝鲜花就有7枝出自斗南花市。随着市场回暖，斗南花市购销两旺。商户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前做好了货品储备，迎接春节销售旺季，同时利用抖音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市场上直播带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年回家过节走亲访友的人多了，过年前后也是婚嫁的高峰，鲜花需求量很大，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我要趁这几天抓紧补货。”一位前来批发的花店老板说。
果冻橙、沃柑、砂糖橘、红心柚等柑橘类热销，车厘子、草莓、榴莲等也成了市民年货采购单上的常客……进入年货采购高峰期，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从全国各地水果主产区储备调运了充足的水果，近几天水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1.2万吨左右。1月17日，首届新发地年货节开幕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0.5万吨，交易额7.26亿元，极大丰富了市民春节餐桌。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地市场共有4500户商户，今年春节期间有2000户商户留守市场，并在产地增加储备，全力保供首都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随着时代变迁，年货的定义已不止于年夜饭、年宵花等，年货采买也不一定要在商超市场完成。
在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中，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销量纷纷大涨。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春节消费“标配”。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智能产品跻身“年货清单”新选择，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潮智能产品登上了年货的销量榜单。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在蓬勃发展的新消费市场中要想获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要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品牌积极创新。
线上线下满满的购物车，正是“年货经济”红红火火的写照。
2023年中国经济会整体好转，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2023年，对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充满信心。”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拓展，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康义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的方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将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都将稳步恢复和提升。
消费活则经济活，消费兴则城市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国内消费市场扩内需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谈及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康义总结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二是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三是新消费热点在不断涌现。四是就业稳、收入增有利于拉动消费。
“2023年中国经济肯定会整体好转。经济好转，就业会相应改善，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康义说。
“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力，二是购买愿望。”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从根子上促进消费，还得依靠政府外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外贸，只有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才会进入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疫情三年，在‘非必要不返乡’‘倡导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两三年都未回家过年，今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也是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消费旺季。”苏剑说。
苏剑分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少不了走亲访友，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等，加上一些家庭会选择在春节期间操办婚嫁事宜，家电、家具消费也会有所增长。此外，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旅游产业也将加速回暖。
“促进节日消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减税、企业和商家降价。”苏剑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建议政府在春节等重要节日联合企业和商家对一些能够拉动短期消费的商品进行较大幅度降价，如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及旅游产品等，而政府则为参与降价的企业和商家减免相关环节税收。一方面可以减轻商家和企业的成本，让其有降价空间，最终用有吸引力的价格优惠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绑定消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作者： 本报记者 管筱璞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